受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社交媒体流行、娱乐消遣方式多元化等影响，我国手机拥有量和使用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尽管手机使用有助于青少年信息获取、情感表达、人际交往等，但是依赖手机也会带来不少隐患和风险，甚至还会引发病理性的手机成瘾问题。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负面影响在该群体中更为常见，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研究》上的研究通过采用自2018年度“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人群调查，对2018年7月至9月从全国29个省份1800多个村居中抽取的8岁到16岁儿童共计3342人进行调查，检验青少年手机成瘾与心理健康的内在逻辑关系。

研究表明：

一、城乡困难家庭青少年手机成瘾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城乡困难家庭青少年女孩，城市、独生城乡困难家庭青少年、父亲受教育程度高等群体的焦虑抑郁程度会对手机成瘾产生更大影响。

三、使用手机的时间越长、频率越高，对城乡困难家庭青少年心理健康越不利。

四、城乡困难家庭青少年手机成瘾通过同伴接纳和同伴恐惧自卑影响其心理健康。

五、城乡困难家庭父母教育参与负向调节手机成瘾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

六、城乡困难家庭青少年自己有手机对其产生手机成瘾的影响效应最大。

对此，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高度关注城乡困难家庭青少年手机成瘾现象及其对心理健康产生的焦虑抑郁等问题，尤其是一些特殊群体。

二、学校、家庭等主体可以从构建良好的同伴关系角度切入，为青少年提供社交支持、情感交流、丰富的活动和娱乐以及社交技能培养的机会，从而减少对手机的依赖，防止焦虑抑郁问题的产生。

三、充分发挥父母教育参与的积极作用，教导孩子如何合理利用手机，从而帮助青少年控制手机使用，减少对手机的依赖。

四、为青少年提供多样化、有趣和有意义的线下休闲娱乐方式，如体育活动、艺术创造、社交活动等，帮助青少年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对手机的过度依赖。

五、增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通力合作，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规定、提供替代选择、指导合理使用、激发兴趣和发展技能以及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亲子关系，帮助青少年减少手机依赖。

沉浸式虚拟现实（IVR）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正逐渐增多，特别是在科学教育中。科学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核心，而IVR因其高沉浸性和交互性特征，被认为可以在多方面促进科学教育。然而，现有研究对IVR在科学学习中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且未对不同类型的学习结果进行区分。因此，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聚焦科学学习领域，探讨IVR对科学知识保持和知识迁移两类不同学习结果的影响。

研究发现：

1.IVR对学生的科学学习结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效应量较小（总效应量g=0.275）。

2.IVR对知识保持和知识迁移类学习结果的影响均受教学方法的调节。

3.不同学段（小学、中学、大学）仅调节IVR对知识保持类学习结果的影响。

4.测量方式仅调节IVR对知识迁移类学习结果的影响。

5.IVR搭配预训练教学方法对陈述性科学知识的学习促进作用更显著。

6.IVR搭配探究式教学时采用延时测量的方式更能发现知识迁移的效果。

研究建议：

1.采用系统性思维指导IVR赋能科学教育的实践，综合考量学习者特征、教学方法采用、学习结果评价方式等因素。

2.深入探究IVR提升科学学业表现的有效教学方法，利用IVR的技术优势并降低其引发的认知负荷问题。

3.采用多元评估方式持续评估IVR对学生科学学习的长期影响，包括即时和延时测验，以及认知和非认知结果的评估。

4.教育者应关注IVR技术在不同教学环境和不同学习阶段的应用效果，以及如何通过教学设计优化IVR的教学效果。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生育率持续降低等社会问题日渐突显，青年父母成为了应对该问题的中坚力量，但现实中他们的婚育意愿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成本的压力。已有研究表明，各国政府实施的旨在帮助家庭资产建设的公共政策能长期支持青年父母应对育儿成本压力，并且有助于家庭子女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篇发表于《社会建设》的文章，基于资产建设的理论视角，通过研究青年父母为子女教育进行专门储蓄对其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为我国家庭福利政策创新、人口生育政策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研究结果表明：青年父母对子女教育的专门储蓄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并且父母的教育期望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为子女教育储蓄的家庭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更高，从而更有可能辅导孩子的作业，孩子也更有可能上重点学校，因此孩子的学业成绩也相对更好。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1.构建生育公共政策体系。政府不仅要以家庭为单位，重点关注青年父母群体，还要开拓家庭福利政策的创新空间，构筑以生育福利、生育安全、生育关怀为一体的公共生育政策和家庭支持政策体系。

2.构建家庭福利政策体系。政府应当通过相关激励措施鼓励青年父母为子女开设专门的发展账户，并且政府还应和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形成多元合作机制，为青年父母减轻生育和教育方面的经济投入和成本负担。

3.其他具体措施：实施以资产建设为导向的人口生育支持政策和家庭福利政策；从单一的生育激励措施拓展为生育激励、减轻教育经济成本、支持儿童发展等多元措施；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在学校教育中形成对亲子教育、代际沟通和父母参与的有效动员。

该项研究发表于《教育测量与评价》期刊，以社会资本和社会闭合理论为基础，以833份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中小学生样本为分析对象，运用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期望对中小学生学业能力的影响以及年龄在这一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如下：

1. 家庭教育对学生学业能力的预测作用从小学到初中逐渐减弱，解释率降低，而自我教育期望对学生学业能力的预测作用则由不显著变为显著，解释率升高。

2. 自我教育期望在家庭教育和学业能力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且学生年龄发挥调节作用。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家庭教育对自我教育期望的正向影响减弱，并趋于不显著。

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 关注子女心理需求，重视子女自主需要。家长需要给予子女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回应，倾听子女的真实想法，理解子女面临的困扰，帮助其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因龄施教，多措并举科学施策。在小学阶段多采用指导、监督等直接教育方式，促进子女良好学习习惯养成和学业能力进步；在初中阶段侧重引导自我教育期望及其他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激发子女的学习内驱力。

3. 家校共育提升家长养育胜任力，共为家庭教育赋能。教师应基于学生的年龄发展特点开展家校合作，如小学教师可完善家校信息交流共享，提高家校共同指导监督的作用；初中教师则应引导家长支持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自我教育期望，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该项研究发表于《教育学报》，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分别考察了贫穷阶层、中产阶层、富裕阶层家庭孩子的成绩，以及影响孩子成绩的主要因素。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并使用工具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成绩最好，贫穷阶层家庭的孩子成绩最差。结果表明：

第一，与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相比，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成绩最好。城镇户籍可以让孩子得到城市公立学校读书的资格，而城市公立学校具有优质教育资源，所以成绩更好；然而农村户籍的孩子很少能进入城市的公办中小学读书，他们要么在当地农村中小学读书，要么跟随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这些学校教育条件较差，因此，他们成绩相对城镇户籍的孩子来说更差。

第二，为了探讨内在的影响机制，本文分析了“别人教”(变量包括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教育培训支出)“言传”（变量包括父代受教育程度、父代陪伴时间）“身教”（变量包括父代行为标准）三种传导机制。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教育培训支出、父代受教育水平、父代行为标准都会对孩子的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中产阶级家庭稳定的收入保证了孩子可以进入城市的公办中小学就读、可以参加相应的教育辅导班。中产阶层家长的往往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能力亲自辅导子女。他们大多是朝九晚五固定作息的工薪阶层，享受过高等教育所带来的稳定回报的人群，因此，他们有时间也有动机亲自辅导孩子功课，以身作则的规范言行强化了教育的作用，这些都能促进孩子的学习成绩。

基于此，本研究给出了一些促进教育平等化的启示。第一，由于“别人教”会正向影响学生的成绩，而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政府需要采取相应的调节手段让各阶层家庭的孩子获得等质的教育资源。另外，应加大力度推广教师的轮岗制度，以实现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年轻教师和有经验的教师全面地轮岗。第二， “言传”会促进学生的学习成绩，但家长的教育程度往往是在孩子出生时就决定的。因此，学校可以组织教师利用网络课堂等方式，去辅导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的功课。第三，对于家长而言，“身教”促进孩子学习成绩的作用是可以通过父母的身体力行而实现的。因此，家长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帮助他人、勤奋工作、节俭持家，也需要社会宣传“身教”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