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策制定者寻求解决学生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社会情感学习（SEL）持续获得关注和资助。哈佛大学 GSE的EASEL实验室和华莱士基金会（Wallace Foundation）回顾了18个初中和高中 SEL课程，旨在为实践者选择和实施 SEL课程提供指导。这份综合指南涵盖了SEL计划的典范实务（在设计和实施中）、与校外时间计划相的可能结合，以及整合公平和创伤知情反应。此外，该资源根据包含的技能、策略和组成部分比较了这些计划，并提供详细的计划配概况。
在所回顾的计划中，有14项在随机对照试验（RCTs）中显示出正面影响，而其他4个是只有第IV级证据的新计划。作者指出，针对初中和高中学生的SEL计划的证据落后于小学生。此外，该回顾不包括PBIS或恢复性实践等计划，这些计划被视为支持系统，而不是仅仅关注SEL。
随着电子游戏在教育界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了解对其使用的态度非常重要。Liu及其团队进行的一项统合分析研究了对电子游戏态度的性别差异。该分析包括41项符合条件的研究中的133个效应值。
在这些研究中，29项涉及学生，8项涉及教师，3项涉及家长。女性占总数的51.23%。电子游戏被分类为严肃游戏（专为教育、医疗保健等而设计）和娱乐游戏，其中31项研究侧重于前者，10项研究侧重于后者。态度被分类为情感（如焦虑、享受等情绪反应）、信念（对价值的感知）和自我效能（对操作游戏的信心）。分析中的效应值是指男性和女性之间标准化平均分数的差异。三层统合分析和调节变量分析的结果显示：
虽然研究结果强调男性通常对电子游戏有更大的兴趣，但在感知价值和实用方面没有观察到性别差异。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潜在的调节因素，例如教育水平和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更好地将结果置于不同背景中。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中小学紧急救济基金（ESSER）投入大量资金，但教育部门仍在努力应对疫情导致的学习损失带来的挑战。高剂量辅导一直是加速学业迎头赶上的主要策略。由芝加哥大学教育实验室领导的个人化学习计划（Personalized Learning Initiativ, PLI）与MDRC以及多伦多大学和史丹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重点关注是否可以及如何扩展高剂量辅导使更多学生受益。他们的初步报告发现，在上学期间进行辅导比课后辅导或虚拟辅导更有效，并强调了结构化、一致性方法的重要性。
该计划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公立学校（CPS）、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学校、新墨西哥州公共教育部、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中型城市学区合作。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合作伙伴分别专注于校外辅导、在家庭虚拟辅导和课后辅导，都因学生参与度低而难以进行严谨的评估。相比之下，CPS和富尔顿县学校运用其ESSER资金在上学期间进行辅导，参与度更高，并且能够在 2022-2023 学年参加随机对照试验。
在各地点，超过2,000名K-11学生被随机分配到数学或阅读的高剂量辅导组或如常上课的对照组。在富尔顿县，大多数学校从1月份开始辅导，高剂量辅导组中82%的学生至少参加了一次辅导。同样值得注意的是，35%被分配到「如常上课」组的人也至少接受过一次辅导课程。干预组所有指定学生的平均剂量为9.0次，而对照组为3.48次。在芝加哥，干预组的平均剂量为18.40次，所有分配的学生，其中67%的学生至少参加了一次。对照组的交叉率为18%，平均剂量为4.61次。在参与者和参与地点中，干预意向影响为+0.04，接受干预影响的效应值为+0.14。尽管在保持数据质量和实施一致性方面存在挑战，但富尔顿县和芝加哥的综合结果表明总体上产生了正面影响，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接受干预 （TOT）的影响为0.27 SD。
从个人化学习计划的第一年中所得的经验是，高剂量辅导可以产生有意义的学习效益，前提是它是结构化的和良好的支持。似乎最有效的策略包括较小的学生与导师比例、结构化的课程以及在上学期间使用训练有素的导师。
Johnson及其团队事的一项研究首次探讨了在低社会经济地位（SES）背景的学生中，幼儿园前一年对公共或Head Start学前班出席率的好处在三年级仍然很明显。
该研究涉及2021年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Tulsa）公立学区 689名来自低 SES 背景的年级学生。研究人员使用倾向分数加权来配对儿童的基线特征，从而可以比较在幼儿园前一年（2017-18 年）曾经参加公立学前班、Head Start学前班、或没有学前班的学生的三年级成绩数据。使用Woodcock-Johnson的读写技能和数学测试的结果表明，曾就读学前班旳学业成绩较优，其中在幼儿园阶段观察到的差异最为明显。然而，这些优势在三年级时减弱了，除了Head Start学前班学生的数字技能程度却在三年级时进一步提高。总的来说，公立学校和Head Start的学前班课程都使低收入背景的学生于三年级仍然获益，尽管与未参与学前班学生相比，这些得益在大部分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在信息化时代，智能手机作为现代科技的终端和主要载体，其定制化和功能集合性的特征在提供人们便利的同时，也潜藏着手机依赖等诸多风险。长期沉溺于手机可能干扰初中阶段个体现实社会支持的获得，从而引起焦虑等消极情绪的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发表于《心理科学》的研究采用问卷法对 339 名初中生进行为期 1 年的 3 次追踪，旨在考察初中生手机依赖、身体羞耻和社交焦虑的发展趋势，并检验身体羞耻在手机依赖和社交焦虑中的纵向中介作用机制。
该项研究认为：
身体羞耻是一种与身体外形相关的羞耻体验，是当个体意识到自身外形不符合社会文化定义的理想美标准时产生的一种消极情绪。长期暴露于媒体形象中的青少年，其审美取向将与媒体导向发生趋同，并频繁地与单一、苛刻的美感评判标准进行比照，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削减了个体的身体满意度，加深了其对身体的羞耻体验，可能唤起痛苦、抑郁、社交焦虑等消极情绪。
研究结果表明：
（1）初中生手机依赖、身体羞耻和社交焦虑均呈稳步上升趋势，且社交焦虑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呈显著负相关。社交焦虑起始水平越高的初中生在 3 次测量期间社交焦虑增长幅度越小。
（2）手机依赖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可分别直接预测社交焦虑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率。手机依赖起始水平越高的初中生社交焦虑起始水平也越高；手机依赖发展速度越快，其社交焦虑在后续发展中的速度也越快。
（3）个体手机依赖能间接影响社交焦虑的发展，而身体羞耻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在手机依赖对社交焦虑发展的影响机制中起完全纵向中介作用。
对此，该项研究提出：
媒体是个体身体意象失调的主要源头，社会文化所提倡的趋势风尚以手机这一工具得到大肆宣扬。外表特征的显现和文化风潮的冲击可能引发个体对身体更高的关注，更容易滋生自己外在形象不如他人的挫败感，进而赋予身体更多的负性评价，加速身体羞耻的发展。应引导初中生科学合理地使用手机，理性辨析外貌至上的文化思潮。同时也应向其传递健康美学理念，端正身体审美观和价值观，减少对自身不合理的羞耻感，进而改善人际交往方面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