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5年西北三省49所已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学校的调研数据，应用最小二乘法( OLS) 回归和倾向分数匹配( PSM) 方法， 研究2011年开始执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后，企业和学校供餐对儿童在身高、体重等发育状况及贫血状况等反映出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指标和结果如下：

1.指标说明：采用身体质量指数 Z 评分( BMI z －scores)与HAZ 评分反映儿童的身体发育状况，采用贫血率及HB值反映儿童的贫血状况，采用周步成心理得分问卷衡量儿童心理健康状况。

2.回归结果分析：本文采用最小二乘回归估计方法，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一系列个人及家庭变量后，是否学校供餐对 BMI 指数和 HAZ 指数没有显著影响，而对 HB 值和是否贫血有显著影响，同时对心理得分也呈现显著相关；之后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 方法）控制了内生性，进一步证明了是否学校供餐对学生心理健康，以及具体的学习焦虑、自责倾向和身体症状上都具有显著影响。

3.研究结论：在身体发育方面，学校供餐和企业供餐差异不显著；在贫血状况和心理健康方面，学校供餐的学生表现均差于企业供餐。

4.政策建议：为了进一步改善计划的执行，要考虑不同供餐方式时配餐种类比例与食物营养搭配的合理设计；在营养方面，学校供餐需要注重提供足够的肉类等富含铁元素的食物，企业供餐应增加蔬菜或水果的供应。

基于当前隔代教养的普遍性，采用方便、整体抽样法，通过在5所学校对1077名初中生的问卷调查，考察隔代教养家庭学生的学习困难及其心理行为问题状况，从而为转化当前隔代教养家庭学生提供科学依据和对策参考。主要发现以下问题：

1.当前隔代教养家庭学生的比例较高，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在学前阶段、小学阶段还是初中阶段，都存在隔代教养现象;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从学前、小学到初中，隔代教养的比重逐渐降低.

2.隔代教养家庭学生学习困难现象较严重,将近一半的隔代教养家庭学生学习成绩低于全班平均分,进一步对来自隔代教养家庭与来自亲代教养家庭学困生的比例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 隔代教养家庭学困生比例远远高于亲代教养家庭，差异非常显著.

3.隔代教养家庭学生心理行为问题较突出。使用刘贤臣等修订的 《青少年自评量表》评定学生的心理行为问题。本次研究仅使用问题部分， 包括退缩、躯体主诉、焦虑/抑郁、社交问题、思维问题、注意问题、违纪行为、攻击行为等维度，每个问题条目采用三级评分 ( 0 表示题目提到的情况没有发生过，1.表示有轻度或者有时有此项表现，2.表示明显或者经常有此表现) 。

4.间断型隔代教养学生的问题行为检出率显著高于连续型隔代教养家庭.被迫型隔代教养家庭学生的问题行为总分显著高于非被迫型家庭教养学生，而且隔代教养学生的心理行为问题进一步加剧其学习困难。

对策思考：一是提高隔代教养家庭祖辈的教养素质，二是父母要更多担当自身角色的教养责任，三是学校要加强对隔代教养初中生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

在学校教育中， 奖励制度和惩罚制度作为控制学生行为的两种常用手段， 对初中生的合作行为都产生着重要影响，而这一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呢？发表于《教育研究与实验》的一项研究，采用公共物品困境的博弈实验、压力知觉问卷和情境归因问卷对 285 名初中生进行调查：

1.公共物品困境实验中设计了无奖惩、连续固定奖励、变动比率奖励、连续固定惩罚和变动比率惩罚等 5 种不同奖惩条件的实验局。因变量选取被试投入的金币总数作为个体合作行为的指标，金币总数越多代表其合作行为水平越高。将连续固定奖励和变动比率奖励两个实验局合并为“奖励组”， 将连续固定惩罚和变动比率惩罚两个实验局合并为“惩罚组”，并与无奖惩组进行比较。

2.压力知觉问卷，共8个题项，采用 5 点计分，从 1 表示“很不赞同”到 5 表示“非常赞同”， 得分越高表示压力知觉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问卷的α系数为0． 87；情境归因问卷，共 4 个题项， 用以判断在奖励 /惩罚制度条件下， 自己和他人的合作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外在的奖励 /惩罚、经济的考虑。本研究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 0． 84。

研究结果如下：

1.初中生在奖励制度和惩罚制度下都会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且相比于连续固定奖惩和无奖惩制度， 初中生在变动比率奖惩制度下会出现更多的合作行为；

2.奖励制度直接正向影响初中生合作行为， 且通过情境归因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初中生合作行为;

3.惩罚制度直接正向影响初中生合作行为， 且存在三条间接路径: 惩罚制度→压力知觉→合作行为， 惩罚制度→情境归因→合作行为， 惩罚制度→压力知觉→情境归因→合作行为。

本次实证研究巧妙地运用了博弈实验，发现情境归因在奖励制度与初中生合作行为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压力知觉在两者间并无显著中介作用。因此得出结论，学校应推动奖励与惩罚并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奖惩观，并教育学生理性认识、正确应对压力; 同时结合初中生青春期的心理发展需求，健全完善学校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并针对性地开展归因训练，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合理的情境归因方式。

创造力被视为青少年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中胜出的核心能力，对个体适应世界以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以往研究多采用横断设计, 关注环境因素对创造力发展水平的影响, 鲜有考察创造力发展速度的个体差异及成因。一项发表于《心理学报》的研究，通过对203 名 4 年级学生进行3年追踪测试(到6年级), 采用多水平分析法，运用Runco等人开发的创造力测量工具，从完成任务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三个维度，考察被试者的创造力发展趋势、性别差异、教师/同伴支持对创造力发展的影响。

结果表明：

1.小学高年级学生流畅性在 4~6 年级呈线性增长趋势, 灵活性和独创性在 4~6 年级总体上呈非线性增长趋势。创造力 3 个维度的初始水平与增长速度之间呈正相关,而且 3 个维度的初始水平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 流畅性和独创性的增长速度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

2.女生灵活性和独创性的初始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教师支持对灵活性初始水平的正向预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 具体表现为：教师支持显著正向预测男生思维的灵活性,对女生思维灵活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3. 在个体间水平上, 教师支持显著正向预测流畅性的初始水平和独创性的增长速度; 在个体内水平上, 教师支持的发展显著正向预测流畅性的发展。

以上研究结果对创造思维的培养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创造力个体差异除了环境因素外还有深层的个体差异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深入考虑遗传基础、早期环境因素, 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可在4年级和5年级之间多加入一、两次测试, 以准确描述创造力的发展过程,指导未来的研究者准确设定施测时间。小学高年级创造教育的重点在于来自教师对创造性的支持和引导, 特别是对男生的支持有助于他们灵活性的培养。

一项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的研究，基于2013年—2014年、2014年—2015年收集的教育追踪调查（CEPS）两期追踪数据，探究我国现阶段是处于“养育差异”还是已经陷入“养育陷阱”。本研究使用的因变量为学生2015年的学业表现，由学生2015年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期中考试平均成绩和学生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认知能力测试得分两类指标构建，主要解释变量为家庭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忽视型）。

本研究主要研究过程：首先，采用皮尔逊卡方检验、F检验和T检验等统计方法，分析不同家庭教养方式在不同家庭背景、城乡之间的分布，以及不同教养方式家庭学生在学业表现、心理健康和问题行为发展方面的差异。其次，采用两水平多元Probit模型，分析探讨家庭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城乡差异是否会影响父母对子女教养方式的选择。最后，采用两水平分层线性模型（HLM），以及在HLM模型中加入交互项的方法，分析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业表现、心理健康、问题行为的平均和异质性影响效应，探究我国是否因教养方式的异质性影响而陷入养育陷阱。

本研究主要结果：第一，不同阶层和城乡之间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父母“参与”维度上，而非对学生的“要求”维度。第二，相较于忽视型教养方式，经济水平、父母职业地位、父母受教育水平更高，位于城市地区的家庭，倾向于采用父母参与频繁的宽容型和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第三，权威型教养方式家庭，学生的学业表现更优异，问题行为更少。对子女管教不严但参与频繁的宽容型教养方式家庭，学生的问题行为显著更少，而对子女管教严厉但缺乏参与的专制型教养方式家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更严重。第四，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城乡学生都能从权威型教养方式、宽容型教养方式中获益。

本研究主要结论：第一，当前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以权威型教养方式为主；第二，家庭教养方式存在显著的阶层和城乡差异；第三，家庭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业表现、心理健康以及问题行为有显著影响；第四，我国还未从“养育差异”完全陷入不可逆的“养育陷阱”。